钱穆:历史上之人与事与理 | 文史参考


●钱穆先生(1895.7.30-1990.8.30)字宾四,1912年改名穆。先生自1912年始任小学、中学教员。1930年,他由顾颉刚先生推介,入北平燕京大学执教,从此跻身学术界。历任燕京、北京、清华、四川、齐鲁、西南联大等大学教授,也曾任无锡江南大学文学院院长。1949年迁居香港,与唐君毅、张丕介等创建新亚书院,任院长。1967年10月,钱穆先生移居台北,被选为中研院院士,台北故宫博物院特聘研究员。1990年8月在台北逝世


历史上之人与事与理

by 钱穆



今天的讲题是"历史上之人与事与理"。


历史就是人事记载,"事"由人为,"人"则后浪逐前浪,一个时代与一个时代不同。事亦然,因此说历史不重演。但事必有理,"理"寓事中,事不同而理则同。如苹果落地,苹果各有不同,苹果所落的时与地亦不同,而苹果落地之理则无不同。惟事易见而理难明。大而至于国家兴衰,民族存亡,散而成为政治、军事、外交、经济、教育,乃及学术文艺等各项工作;远而溯及千万年之上,近而及于眼前当身;形形色色,林林种种,莫非事,即莫非史。而每一事之背后则必有人。人生不过百年,一代代新人替换,事变不停续发,历史也就不断开新。亦有明属一事而不易见其为一事;亦有事虽易见而事中所寓之理则不易知。抑且事与事间实无界隔,此事可通那事,此时直透那时。一部历史,过去、现在、将来,错综复杂,其实会通而观,则只是一大事。人人在此一大事中,事与事相涵,人与人相合;人无终极,事无终极。一部历史只成一大传统。抽刀划水水不断,前有千古,后有千古。如我们在此讲堂讲此题目,过去的实未过去,未来的却已来到。如目前讲了三分钟,其实三分钟所讲并未过去,若过去不存在了,试问下面又从何讲起?故知过去实未过去,而未来实已来到。诸位虽未知我下面将讲些什么,而我则成竹在胸,早已有了腹稿,下面定会如此讲。所以历史上过去的不一定过去,其实还存在;而历史上未来的也不一定未来,可能是早已来到。全部历史则成为一大现在,我们正当把握此现在,不断地去奋斗创新。


普通认为过去事可知,未来事不可知,其实不尽然。如今讲堂桌上放此茶杯,不知何时何人在此放上,在我说来却不易知。此茶为我而设,我渴时可饮,饮后可以解渴,在我说来却极易知。又如我在此讲话,如何发心决定讲此题,那时心境已如泥牛入海,浑化无迹,在我此刻却成为不易知。但此下将讲些什么,则此刻已定,断然可知。


我们也可说,事不可知,而理则必可知。诸位当先具有一信仰,即天地间任何事都离不了有一理。诸位当坚信,天地间无无理之事。合理则事成,失理即事败。理属公,欲属私。存了"私欲",即昧了"公理"。欲合理,则所欲亦是公而事必成。欲违理,则所欲只是私而事必败。此理此事则断然可知。若理不存在,或有不信,则一切历史将无可说。


所谓"历史人物",必然是一个能合理行事之人物。有如此人物,始能负起历史上所赋予的使命。我们当要有此智慧,有此胸襟与抱负。不合理的人物,则只能来使历史黑暗,甚至毁灭,使历史失其存在。



历史上有常然、必然、当然、偶然、或然的事与理。理有两方面:


一物理,为自然之理。


一伦理,为人事之理。


如日出、日落,春、夏、秋、冬,是常然、必然之理,我们亦称之为自然,此乃"物理"。人亦是自然中一物,如饥必食,渴必饮,各人必求保护其各自之生命,此亦自然之理。但自然之理之外尚有"人事之理",人事都起于人之欲。有生之物皆有欲。人亦然,而更甚。"理""欲"对立,而理中无欲。如上帝主宰,如太阳运行,此皆有理而无欲。无生物一顺自然,此亦有理无欲。有生物则各有一生命欲,然适者则存,是即合理则得生,背理则必亡。人不能无欲,有生物中惟人之欲最多。如想吃鱼,又想吃熊掌,欲多了,不可兼得,当知挑选。吃鱼省钱,吃熊掌费钱,吃鱼易消化,吃熊掌不易消化,此等尚易挑选得宜。如你想当大总统,抑或想做皇帝,挑选便不易。法国的拿破仑,中国民初的袁世凯,皆曾对此经过了挑选。历史上的得失成败,兴衰治乱,皆由人类内心"理与欲"之分合之分数多少而判,此乃人类历史一条不可易的铁律。有人不知此铁律,或不信此铁律。中国古人,因其最精通历史人事,故最能看重此一铁律之存在。理属自然,如天所命,故曰"天理"。欲则起自人生,由人所出,故曰"人欲"。中国古人极严天理、人欲之辨,但近代中国人则多不信此,说人欲便是天理,那有外于人欲之天理。则试问袁世凯洪宪称帝,论其内心,究当如何说?若如中国古人说,此乃人欲非天理,岂不直截了当,明白确切,深入浅出,人人易知吗?


历史是否有命定?若专由"理"言,则历史有必然性,是命定的。因世界无无理之事,无理之事不得存在。故历史演进则必然是合理的,亦可说是命定的。但理可以规定一切,范围一切,故事有常然与必然。而从另一面讲,理似不能推动一切,停止一切,至少从人事上讲是如此。推动与停止皆由人,故事有偶然与或然。袁世凯正式宣誓当了中华民国第一任大总统,忽然又想当起皇帝来,有此事,无此理,此乃一种偶然,非必然。若纯从历史事件看,只就其表现在外面的来看,则历史事件一切是偶然,无必然。因理虽必然,而事则由人。人抱私欲,可以不必然。所以历史上有种种得失成败与兴衰治乱,而求其所以然之理,则只一无二。


所以人该能"知事明理"来自导其欲,使其所欲必当于理而无违无背,于是在人事上乃有一"当然",中国古人称之为"尽人道"。但人道尽了,人事则仍无必然。如当时国父孙中山先生把总统位让给了袁世凯,也只是尽人道而已。此后之洪宪称帝,中山先生实也不能预知。而且也无从斡旋。就军事学上讲,则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。因我之不可胜掌握在己,而敌之可胜则其权在人,如是则只有"待"之一法。



因此论历史人物,又该注意到"历史时代"。只有少数人卓然杰出,能开创出一新时代,主持一新局面,干旋一新事业,此在政治、学术皆然。此乃有了人物,而始有此时代者。如中山先生之创建中华民国,可为有此人物乃有此时代之例。其他历史人物,则多为历史时代所囿,即如中山先生同时,如康有为之主张保皇,袁世凯之帝制自娱,虽其间亦有不同,要之其为"时代所囿"则同。人物有时扭转不过此时代,孔子亦叹"道之不行而归之于天",此处所谓"天",实即指当时之历史时代。故孔子教人"知天命"。时代不可为,而圣人仍必有为,故曰"知其不可为而为之"。其不可为乃属于历史时代,乃天命。其仍必有为,乃属人之使命,亦仍是天命。人事无必然,此即历史之不能有必然;而天理则有必然。即使是一圣人,遵天行道,终不能要外面没有不可知之事来相干扰,故曰"尽人事",尽其在我之可知,留其不可知以待之天。当知常然中有理,偶然、或然中亦有理。孔子大圣,纵不能扭转其当身春秋时代之一切,以符其所理想。但孔子终成为一历史最大人物中之标准与榜样。只要人类历史存在,则孔子亦必与历史同存,永不褪色,永不黯淡。


再论历史事件,当知每一事件有其内在之情与其外在之势。"情"指其事之内涵意义,"势"指其事之外形方面之过程与趋向。若我们专从事之外面看,则不见其事之情。若我们专从事之目前与近处看,则不见其事有一势所必至之终极阶段。骤然看来,一切事都由于人之欲望而产生,但人之欲望实极有限,不能包括了天地自然之一切。最要者,天地自然中有理,若欲而违背了此自然之理,即消失,即灭亡,无可幸免。故论事之情,人之欲望固占其重要分量;但论事之势,则理为之主。历史中一切事件,有情必有理。不能只说有情没有理,人的欲望便可单独决定了一切。历史究以理为主宰,理中亦可有情。"情"与"理"之离合,应评其分数。由人之欲望而生事业,事业即成历史。理之缺点,在其不能推动,不能开创,理只能在事的外面作决定。事的里面,则由人来作决定。所以人应"知事明理",使一切事"情存势定",而到达一终极之目标。



现在再讲到理,西方长处,在自然科学,即自然之理之一面。中国人重视历史,即人事之理之一面。自然之理较单纯而少变,人事之理则复杂而多变。中国广土众民,历史绵延达于五千年之久,故中国人对人事之理独能深入而得其微妙之所在。西方东渐,乃挟其一种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之混合力量而俱来。中国人根据自己以往历史传统之人事经验与道德观点,早知西方力量中毛病多。但迭遭挫败之余,震于当前,惑于亲受,认为西方力量乃是一种不可抗御不可逆犯的力量,而不知其势之终为不可久。或则识其情,或则昧其势,故中国人在民国前后对西方看法有不同。但当知,未必民国后所见全是,而民国前所见全非。如义和团,最先认为他们愚昧无知,稍后又认为他们有民族精神,此两观点,亦复各有是处。但只具一种精神而愚昧无知,固是要不得;力求理智而精神全丧,亦是要不得。


上面所讲"理"与"欲",理属天,故称"天理"。欲在人,故称"人欲"。双方亦该兼顾。须是天人不相胜,而达于"天人合一"之境界,此则须在分数上斟酌,而求其恰到好处则甚难。中山先生说"知难行易",此便是其例。


西方人太重在探求"物理",却不能深明"事理"。他们认为智识即是权力,提高欲望可以刺激前进。凭其富强可以宰制世界,无往不利。对外则灭人之国,亡人之种,扩展殖民地,漫无止境。知有"己"而不知有"人"。结果对内引起了大战争,第一次、第二次世界大战以迄今日,似尚不知彻底悔悟,其危害自身亦将不见所底止。


马克斯共产主义主张历史"唯物论"乃及历史"命定论",曾不知历史重心在人不在物,事在人为,而理寓于事之内;历史由人创造,非前定,此一大观念差了,此下种种便可不论。


至于自然科学家,则认为可以征服自然,又不知人类本身亦即在自然之内,人不能胜自己方面此一小自然,又如何能胜此小自然之外之大自然?


西方思想似乎是只重向外,向外则只凭力量,此一观点最要不得,由中国古人看来只是一霸道。中国传统文化则是一王道。王道"可大可久",霸道则终必覆灭。此乃中国古人所发明的一条历史大原则,西方人不易了解,不易接受。这也罢了。但今天的中国人亦同样不了解,甚至说"中国不亡是无天理"。近代惟有中山先生一人巨眼深识,重再提出此"王道""霸道"之辨。此实是一条历史真理,人道真理,颠扑不破,值得我们来仔细探讨,仔细发扬。


最近共党据国,此亦有其所以然。即犹如洪宪称帝,在当时何尝无其所以然可言。但当知袁世凯、毛泽东在中国近代史上出现,只是一偶然,却断不是一必然与常然。西方人却以必然常然视之,岂不大误。因此我们断不能和眼前的西方人来讨论大陆中共之将来。纵使此刻大陆乱象已十分显著,中共攘权断无可久之理,但西方人顽固,主观深,理智浅,断不会听取我们的意见。此一事无足怪。回忆六十年前,在我童年时,他们西方人还认为中国可以瓜分,任由他们来宰割控制。只隔了六十年,到今天,他们又像认为大陆政权不可动摇。是否他们认为六十年前只是一传统之旧中国,所以不值得他们重视。今天的大陆,已是接受了西方洗礼。共产思想亦是西方思想之一支流,所以他们又认为此刻已是一个摆脱中国旧传统的"新中国"了,所以他们才谈虎而色变呢?要之,他们一种欺善怕恶之心理,则始终不变。这实在要不得。至于他们又有人说,共产大陆乃是十足中国传统,那更是荒唐之极。如此浅见薄识,又如何可和他们来谈历史演变与人类前途。



但这些都不足怪,更可怪的,今天我们中国人中间也还有少数只论事,不知其求事之"情"与"势",更不论其事背后之"理"。听了外国人话,自生疑惑,自生摇动,于中共政权之必臻灭亡,于其灭亡时间之必不在远而在近之理与势,仍不能抱有坚定之信心。此在我们各自深深反省,我们今天之大使命、大责任,乃在"反攻复国"与"文化复兴"之两大事业上,实是不待辩论而已定,不待蓍卜而可知。


但我们要向此迈前,则只能靠人力和人事,不能靠天理与天命。若不善尽人事,则历史到底非命定,下面如何,我们终于不可知。举历史旧例言之,夏桀必亡是可知,若当时无一个商汤,则在中国历史上也可不见有商朝。商纣必亡是可知,若当时没有周武王与周公旦,下面是否会有像如今历史上的一个西周,其事也难定。即言近代史,满清必亡是可知,若当时无孙中山,此下也就不定如此刻之有中华民国之诞生与长存。


历史只是一种人事记载,人事背后必然有一"天理"寓在其中,但不能只有天理无人事。天理只能限制人事,规范人事。只有"人事"可以表显天理,领导天理。历史须求"天人不相胜"而循至于"天人合一"。不能有天而无人;亦不能有人而无天。人之能事,在能"先天而得天时,后天而奉天道",历史由人来创造。今天是我们创造历史的大时代,理与势,皆在我们这一边,又得蒋公之贤明领导,三军将士之荩忠为国,时机一到,大家尽心合力而赴,其事亦决不在远。



本文选自 钱穆《中国文化十二讲》(大字体)/九州出版社/2017-12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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责编:唐糖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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